夏禹陵墓在哪里？事关夏商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必须找到它真正的所在地。
大禹治水功成，受禅后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启了华夏民族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迈入文明时代。帝禹开国分州划区，为夏朝施政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代是中国有建制的文明史的龙头，大禹治水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夏禹的帝陵不应仅存在于史籍文献中，更该真实地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地标，受世人崇敬膜拜。然而，沧海桑田，历史变幻莫测，公元前年，原本记载有夏商周三代正史的周典因王子朝奉之奔楚而散佚，特别是春秋时期伍子胥奔吴，范蠡入越，中原文化南移，夏禹大会诸侯的“会稽山”更是扑朔迷离。今我们重新梳理文献，吹沙见金，考证出了夏代会稽山的原始所在，在今南阳市的邓州市、内乡县、镇平县三县交界处的覆釜山。覆釜山是土谷山、先主山、鳌峰山、踢脚山四座孤山合起来的总称。自东而西，先主山、土谷山、鳌峰山三山间隔约1.5千米呈直线状分布，土谷山山体最大俗称“吐雾山”，土谷山居中心位置。踢脚山山体较小，位于先主山和土谷山中间点正南约1.6千米处，“会稽山”既明，“禹穴”所在的夏禹陵墓必当自明。
首先可以肯定夏禹陵墓不在今南方，这是当今的夏文化考古成果完全能确定的。现代夏文化考古已取得丰硕成果，可以认定夏族主要活动于晋南和豫西南地区，没有夏文化考古证据支持夏族在夏代已活动于吴越地区。近几十年来，在上述地区先后发现了多处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商文化早期之间的文化遗存，与文献所载夏朝年代和地域符合，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学术界已公认为夏文化遗存。
良渚文化。绍兴距良渚文化较近，可学界大多倾向于良渚文化对应于传说时代的炎黄时期，早于夏文化近千年。
今日浙江绍兴之会稽山和大禹陵，应是奉守夏禹之祀的古越族多次迁都后，迁于此地的“文化重建”。迁徙后在迁入地将原籍文化符号重建，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吴越春秋》云：“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馀。”《舆地志》云：“越侯传国三十馀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於越。”上述引文，要旨有三，其一禹周行天下还归夏后氏之国大会诸侯，茅山应在早期夏文化核心地域内；其二，大会诸侯的山初名茅山、苗山，禹崩而葬之后称会稽山；其三，夏少康帝封其庶子越在会稽山，以奉守禹祀，会稽山得名在先，历五帝四世始有人（少康帝庶子）名越，人名越之后才有大越、古越族群名。帝少康之庶子于越号无馀为奉守夏禹祭祀的第一人，自此“夏禹陵和会稽山”就成为于越之后代古越人的根文化，古越人不可能不迁徙，他们迁徙到哪里就必然把“夏禹陵和会稽山”这一文化符号带到哪里。钱穆在其《越徙琅邪考》一文中指出，勾践北徙之琅邪，实应在赣榆，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北四十里有会稽山，号小会稽山。
我们依据文献推断出禹陵在汉代南阳郡，即今之南阳市。《史记·货殖列传》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汉书·地理志》载：“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蔽鄙朴。”司马迁、班固共同确认南阳郡、颍川郡为讫于汉孝平帝时的一百零三个郡国中的夏文化之郡，是夏人在居住，有区别于其他郡国的夏人风俗。依据汉代州（刺史）郡之划分，南阳郡属荆州，颍川郡属豫州。司马迁在记述自己在考察禹陵的经历时说：“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而豫州“川曰荥、雒，”荆州“川曰江、汉”（《汉书·地理志》），故而可以推断司马迁实地考察的“会稽”在荆州南阳郡，今之南阳市。
南阳地区在夏代及其前后较长时期内，邦国林立，是夏族活动的核心区域。此说已为现代考古所证实。受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之“中国文化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与精神文化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之“公元前年至前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之“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区域聚落与居民研究”的资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出版《白河流域史前遗址调查报告》一书。该报告确认邓州市有七处遗址：房山、郭庄、老龙冢、盆窑、下岗、杨岗、竹萧坡；南阳市有七处遗址：高河头、后英庄、黄山、王李营、新集、叶胡桥、张小凹；镇平县有七处遗址：安国城、灰土坡、吕岗、马潭、镇平郭庄、冢上寺、冢洼；南召县有十三处遗址：白草岭、二郎岗、观岭、老坟坡、李村、莲花池、凉马台、庙坡、潘寨、王庄、小余坪、寨上、竹园；内乡县有十处遗址：茶庵、杨营、小河、朱岗、香花寨、岗堤、寨后沟、巫马期、黄龙庙岗；新野县有六处遗址：凤凰山、邓禹台、西高营、翟官坟、马鞍山、光武台。这50处遗址上聚落的时代涵盖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鉴于禹葬会稽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文献中有诸多关于“会稽”的记载。[宋]裴骃《史记集解》：“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引《越绝书》云：“禹上茅山大会计，更名为会稽。”张勃《吴录》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会诸侯计功，改曰会稽。上有孔，号曰禹穴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会稽山一峰也，在会稽县东南十八里。”《吴越春秋》云“禹案《黄帝中经》九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左阙之填，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缘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山，血白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梦见绣衣男子自称玄夷仓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齐于黄帝之岳，岩之下，三月季庚，登山发石’。禹乃登宛委之山，发石，乃得金简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一穴，深不见底，谓之禹穴。史迁云‘上会稽，探禹穴’，即此穴也。”
上引文献资料关键点有二，一会稽山自古至今有很多历史传说，二覆釜山就是会稽山。“会稽”这一地名，又有覆釜山、宛委山、苗山、茅山等名称。查《南阳市地名志》有“覆釜山”条：“即今土谷山。在今邓州、镇平、内乡三市县毗邻处。《明·嘉靖邓州志》载：‘山峰不甚高，耸起如覆釜然。’故名。”南阳文化学者徐向阳著《文化遗产背后传承的智慧》图文并茂地记述了覆釜山有先主山、踢脚山、土谷山、鳌峰山四座孤山组成。查阅地图可知，组成覆釜山的四座孤山基本呈东西向，土谷山、先主山、踢脚山呈等边三角形，主要分布在今邓州市罗庄镇境内。覆釜山为鳌峰、踢脚、先主、土谷四山之合称，土谷山之土谷，语出《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六府，金、木、水、火、土、谷，土谷山，可意为六府山。孔颖达疏：“府者藏财之处；六者，货财所聚，故称六府。”《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邓州至今有覆釜山。
邓州今有覆釜山，那么邓州在夏代情况如何呢？邓州在夏文化圈吗？前述已指出，司马迁和班固都认定汉代南阳郡是历史上夏后氏之国，其民有区别于他郡之民的风俗。大致来讲两汉南阳郡有县三十六，其中七县穰、邓、冠军、山都、朝阳、涅阳、乐成都在今之邓州市。
覆釜山所在今邓州市罗庄镇，汉代属冠军县之境。古史有载，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舜都蒲扳（今山西运城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安邑的方位在南阳邓州的西北方向，所以司马迁说帝禹东巡狩至会稽，行进方向也是准确无误的。
邓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许满贵在其所著《西周登鼎尚的金文象形文字》一文中，有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在《三代吉金文存》所记录的一件西周初期食器“登鼎”文字和图片。“登鼎”内部铸铭文二字：左边为金文“登”字，右边为象形祭祀“登”字。许满贵指出：“今天简体‘邓字和繁体‘鄧字，源自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刻作‘登，上部‘癶字头（祭祀），中部‘豆字，下部‘两手三部分组成。‘癶是两足向上，表示升阶进献神祇之意；下部意为双手捧着中间盛满食物的‘豆祭祀天地。”许满贵在文中辨明了“邓”、“鄧”、“登”三字的演化关系，惜未讨论邓国邓人在起源上与夏文化的关系。骆立群在其所著《邓州古代史考》一书之《第一部分邓州古代历史大事年表》中载明：“夏仲康封子于邓。”前文我们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及《吴越春秋》知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在会稽，以奉守夏禹之祀，若少康庶子于越之会稽为今邓州覆釜山，则邓国邓人在起源上与夏文化的关系自明：起自仲康之子，继之少康之子，以奉守禹之祀。邓州人自古至今的俗语“邓大国”当源于夏朝。邓州古称“陆海”更可能与大禹治水有关。
由于夏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全国各地祭祀大禹的地名有很多，而会稽山较少，且会稽山又是几无疑义的禹会诸侯崩而葬之地，故先依据夏文化考古成果派出江南会稽，再依据《史记》和《汉书》指明南阳为夏后氏之国，进而引述文献证实覆釜山是会稽山的另一名称，最后辨明南阳地方志记载的邓州覆釜山就是会稽山。至此，依据文献考证，基本可以推断邓州罗庄镇的覆釜山就是司马迁所踏访过的会稽山，很可能在南阳会发现夏禹陵墓。然而，时至今日，恐怕不能再就文献论文献，必须结合考古发现以验其是非。
年2月16日、17日，我们在邓州市罗庄镇镇长路淼和承包人李连科等人陪同下连续两天在覆釜山考察。考察中，我们围绕在土谷山上的国务院所立“一脚踏三县”石碑四周，我们有一致的感喟：“土谷山现在是三县交会地，县在古代大多来源于古国，夏朝大禹在此大会诸侯，那时的古国恐怕不止三个吧。”考察中，我们尤其
